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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世十周年议题金融再出发-【资讯】

发布时间:2021-07-16 03:29:03 阅读: 来源:复合肥厂家

丁安华:刚才是从宏观的视野谈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问题,现在我们要接着谈的问题也很多。最急迫最急切的问题,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进行一些解读和分析。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昨天欧盟的高峰会有一系列的方案处理。我就想把第一个问题,让宋敏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。当前欧洲,欧债危机的这样一个走势,以及可能的演变的方向。有请宋老师。

宋敏: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已经关注了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,刚开始从很小的周边的国家,现在慢慢蔓延到比较主要的,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欧盟里比较大的国家。为什么会出现相对比较小的问题现在蔓延到比较大的问题?是不是欧洲的经济真正是有很严重的这样一个缺陷?或者是说它这些经济体真正有很大的问题没法恢复?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一个问题,它应该是欧元现在出现的问题,应该是它最早的时候机制设计本身就有一点问题。

因为欧元是把欧元体里头这些国家把它整合在一起,在这样一个整合的基础上发行的货币。按照一般经济理论来说,一个共同的货币它应该有很多必要的条件必须要符合,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最优货币区这样一个理论,最基本的,在这个货币区里头,人员、资本都应该是自由流动的,另外它要有统一的比较强大的财政政策,所有欧元区这些国家,照道理,应该有相对一样的财政方面的这样的严谨,不能说有一些区域非常宽松,有一些区域比较严谨,比如说我们看到德国财政区域比较好,南欧国家就没有这样的约束,这刚开始设计的时候,实际上考虑过这个问题,当时设计的时候,提出了每个国家赤字占GDP不超过3%,然后它整个负债不超过60%,刚开始设想挺好,后来实际上没有考虑政治上的约束。实际上欧盟欧元区也好,欧盟也好,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上的实体,有强大的政治机制来解决,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,财政政策没有整合,货币政策整合,这两个理论上有矛盾的。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欧元危机,并不一定就是说周边国家好像经济就糟到那样的程度,它是制度设计的问题。

今天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容易,因为制度设计是这样的,你要重新达到这样的,我们要讲的必须的条件,也是有很多困难的。但是欧元这个体制,它形成有很长的历史背景,从战后50年代开始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,这个欧元的诞生,也是一个政治机制慢慢演变出来的这样一个体制,往回走可不可能,现在很多人说,希腊或者是葡萄牙这种小的国家,可能会离开欧元体制,我觉得也是比较困难的,因为它走到今天,很不容易,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,所以我基本的判断就说,这些欧元的债务危机,欧元的问题,它是有结构性的问题,所以它总是会出现的,不会那么轻易解决,除非把财政制度统一发债,统一发欧债,然后财政距离是一样的,这样的话有比较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,这样欧元机制性问题才能解决。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,总会有这个或那个的国家,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但是从里头倒退出来,又不可能,因为我们走到今天很不容易。所以欧债的问题,还会跟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,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,必须要达到比较好的财政机制整合,是很困难的,但是要分开又不容易,所以我其实上一次,在招商策略论坛上,也讲过,欧元危机会跟着我们来,有一阵子会好一下,发生很危险的情况下,会出来好的政策,但是这些政策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
比如说这两天,我们看到一些消息,好像有好的方向发展,但是你看,过两天它就又把关注点放在意大利或放在西班牙,现在好像希腊的问题似乎得到相对一定程度的解决,但是其他国家的问题大家还没有看到。所以这个问题会不断地出现,然后又不断地解决,我估计就是这样一个过程,可能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。

丁安华:我再追问一下,目前欧洲金融稳定基金,它想采取一个杠杆化的方式,刚才我也看到微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,杠杆化的方式就说,它不光是欧盟这些国家,它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知道法国总统已经打电话给我们的国家主席了,我也听到很多声音反对中国去支持,觉得钱不应该乱花,您的感觉是什么?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参与这样一个国际的机制?有很多人说中国强大了,有国际义务,是吧?但是我们同时又觉得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,钱不能这样花?您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参加,用什么样的方式参加?

宋敏:简单回答,就是应该参加,为什么呢?我觉得像欧元这个体制出恩情,其实它牵涉到更大的问题,就是国际货币体制的稳定性问题,现在大家知道美元独大,占了主要的比例,欧元是其次,下面是日元和英镑,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,基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力的,但是我们国家,又有一个很长远的国策,要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化,在国际的交易、国际的储备、贸易体系里头都占很重要的地位,在这样一个过程中,其实你觉得,是应该有一个美元独霸的这样的场面,或是有一个相对更多的竞争力货币的环境下,把中国的人民币推出去呢?我倒是觉得,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考虑来说,应该有更多的竞争更适合于新的货币生长这样一个空间,所以欧元我们不希望它倒下去,希望它比较健康发展,能够做到跟美元达到竞争的这样一个地位,这样的话,实际上对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崛起是有所帮助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,不光是从政治上考虑,当然政治上考虑,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利益在里头,中国如果参与外面国际金融体系重组的过程中,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做。

那怎么做?如果我们参与,是不是光丢几十亿、几百亿美金丢进去,但是没有参与系统的运作,没有在欧洲整个经济重组过程中,没有我们自己的发言权?另外我们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利益,比如说欧洲这个市场更加开放,高科技应该向中国出口,然后在很多其他方面,欧洲不应该老是跟着美国,可以由着相对独立的声音,给我们一些支持,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谈的,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说,支持欧洲,也是支持世界经济,实际上也是支持我们自己。谢谢。

丁安华: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,在我观察的时候,大部分的掌声,来自于我们不应该把钱扔到国外,但是我觉得,我们应该把掌声留给我们宋老师,清晰的观点。

我们下面把问题就回到国内。因为在我们这里,有一位在创业投资和PE投资上面非常有经验的郑总。那么我这个问题是,在您的投资,或者你在运作PE基金,因为PE现在获得类似创投基金这种,也很多,您是走得比较早,也非常成功的,我的问题就是两点,第一点,我们的这些创新企业,我们的中小企业,目前,如果我们从国外看,国外很多PE基金,是根据,是从80年代,它这个就是管理层收购开始,形成很多基金的支持,那么中国这种情况并不是太多,我们主要的退出和参与方式,还是希望IPO,那么现在市场的环境也比较严峻,我的问题是,从你的观察,中国的中小企业,你所投资的企业,当下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哪里?它们每一次给你一个商业计划,或者是一个业绩的报告的时候,你所观察这么多企业,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带普遍性、困难性的问题存在?跟你当初投资这些企业的预期,有没有落差?

郑伟鹤:其实在咱们中国,经济增长速度确实还是非常快的,而且不管是7%、8%,当然宏观经济它的增速是下降的,但它总体的量还是非常大,对我们不同的行业,不同的团队,不同的商业模式,不同的资源禀赋,甚至不同的投资人,它都会完全不一样,所以这个中间,我们通过这次总结,面对这轮金融危机,我们的策略不会发生太达变化,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看,我们去苏州看,我觉得苏州,包括整个苏南地区,我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产业升级创新的一个局面,它的风险投资框架,它的金融组织状态,它的海外的资源的配置,全球资源的配置,包括政府的开放,积极的心态,我觉得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,这些企业家们,有跨国公司出来的,有海外留学出来的,也有民营经济打拼的,再加上我们风险投资支持的话,还有政府的大力支持,现在政府对我们也非常支持,所以这块来讲,可能是中国的潜力。

当然现在来讲的话,我们说,因为我们做投资的,我们乐观,但是也要对形势做冷静分析,应该说,我们认为在我们投资项目中,因为我们的跨度还是比较大,整体的经济形势的话,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,因为在我们看来的话,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的话,每年有500家左右的成长速度比较快的未上市公司,或者说成千上万家的高速成长的企业还是非常多,它们现在的主要困境还是人力成本上升,还有,很多企业它也有投资冲动,它的组织框架,包括它的很多东西,还没有赶上发展的需要,它有些脱节,所以这些来讲,包括还有一点,受国家宏观政策,世界经济的形势影响,然后我们还投太阳能行业,也受影响,另外还有投高铁行业,跟高铁有关的,上半年,包括前一两年,大家很看好高铁,最近高铁又受政策面影响,所以说它受的影响,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,它可能每一个企业有不同的一些情况,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,我觉得一个是劳动力成本,人民币汇率,还有一个国家政策,影响比较大,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家的一些,现在我感受国家的政策对这个市场,对产业的层面影响越来越大,而且因为现在是一个叫国强民弱的这个阶段,国家的投资可以拉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,相反,老百姓是长期的过程,所以新兴产业往往在国家的投资过程中,发展比较快,所以国家的政策影响比较大。

丁安华:我们中国的企业,因为徐总是在纳斯达,今年中国概念股在海外市场,摔大跟头,欧洲股神,美国股神,都摔跤在中国企业身上,中国概念股身上,那么我就这个问题,先让郑总看看,中国的这些成长的企业,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制上,有没有什么问题?

郑伟鹤:其实中国,我觉得这一轮的新股发行或者说怎么样,我觉得其实对整个经济注入的活力非常大,很多企业在规范,它全部交税,这是第一,第二,很多企业确实在做激励机制,这个也非常不错。另外很多优秀的企业,为了上市,现在应该说证监会的监管非常严格,在环保,在劳动保障,在很多方面,做得应该说是,我觉得它的这种完善的程度,确实我认为比香港甚至美国,很多监管的方面还要严格。应该说的话,确确实实我认为创业板和中小板,这几年它推动了,包括中国的创新板,其实在开创业板之前,我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,包括媒体也有这个说法,就说PE股权接棒4万亿,这块来讲,确实需要PE来支持。

另外我还想澄清一个观点,现在大家都说全民PE如何如何不好,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,中国过去很多人是全民炒股,全民炒楼,现在是全民PE,我觉得下一步,我们能看到的是全民创业,而且这个氛围,像我们人民币基金,已经往成长性,而且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超级天使,像李开复的创新工厂,而且中国目前创新的活跃度已经在,我认为已经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,其实你说腾讯,腾讯是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,它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全球的创新的模式,我们在说阿里巴巴,有人说中国没有乔布斯,我觉得马化腾就是中国的乔布斯,我相信会从中国的中小企业出现的。

丁安华:中国在海外,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概念的这些上市公司,出现了一些公司治理上的丑闻,包括会计丑闻,那么因为你做过纳斯达克驻中国的代表,从国外的监管和国外的投资者的角度看,对出现中国概念股的这些公司治理,或者会计丑闻,他们认为是一个个案,还是一个系统的原因?如果是系统的原因,我们将来,中国的企业假如要去这样一些地方要去上市集资,您有些什么建议?谢谢。

徐光勋:这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是个案了,并不代表中国所有公司的质量有问题。纳斯达克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50家,加起来有220家的中国公司上市。我是94年3月9号开始,代表纳斯达克到中国来推纳斯达克,到09年6月份离开。根据我的看法,纳斯达克也是这样。讲到出事,这些公司,根据我自己观察,当然有极个别的案例,也有造假的,他们也有承认的,这比不承认的好得多。因为美国人,说一是一,说二是二。但是它带动了好多,也带动了ICC突然这种,还有这样的,也是让纳斯达克感到很警惕。然后金融机构,他们也知道,因为三个监管机构,他们知道,还有这个事,然后我们重新查一下,这个当中陆陆续续也有不少公司造假的,发现过问题。总的来说,我认为这里面不代表了整个中国公司主流,而且也没有政治上的因素,人家想搞你,因为比如说买空卖空,美国是允许的,国内很想了解美国的做法。美国是花样百出,而中国,目前情况下,尽管是改革开放,但是我们也没有发展到那么深。

两头确实是有坏的,但是主流是好的。一个框架里面,有两三个他们也理解。这是个案。这个说起来,因为我干了14年,我太了解中国的情况,这里面好多问题,一天两天,我都讲不完。今天我就简单地说到这。谢谢。

丁安华:中国的上市治理,应该是不断改善。有人问我,我也是这个观点。最近出的一些公司治理,或者会计丑闻,应该是典型的个案现象。下面我问罗毅了,罗毅在我们券商分析师里头,也很有特点,旗帜鲜明。第三季度,银行陆续发布了季报了,大部分盈利增长在三成到五成不等,有两个特点,第一,吸差是在稳定,但是也有提升,总的来讲。第二点,中间业务在上升,对吧。资产质量,从报表上来讲,是非常好的。那么我们投资者都很纠结,为什么我们银行的价格会是处在如此的一个位置?根据你的研究,存不存在我们的银行被市场错误定价了?如果存在被错误定价了,那么要多长时间它能够给改过来?如果不存在被错误定价,那么我们银行有什么问题?

罗毅:我们实际上态度非常鲜明。8月初的时候,当全球对金融股非常恐慌的时候,我们提出金融崛起。什么意思?当时我发现,穆迪下调我们的评级,然后大量的媒体报道,地方融资平台要爆掉,我们当时也针对这些发表很多文章,也有很多媒体采访我,也有很多相关的媒体进行转载,我们态度非常明确,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,以我们跟银行的交流来看,可能是有一定的风险,但是这些风险,银行已经提了充足的拨备,大概已经提了90%拨备的水平,规模到底有多大?有10.7万亿的规模,有30%的坏账率,当时我说,30%有点太夸张了,我按我们的测算,10%差不多了,而且银行选项目的时候,已经过了一遍,选了不错的项目。从8月初到现在,在大板块里面,银行股应该算是一枝独秀,这里面丁总提到了,我们银行的信心开始出现了恢复,这个信心恢复,怎么体现,很简单,我记得前两天,大概在上个月去机构路演的时候,不要说机构,就是我家的保姆,都在跟我提三个字,硬着陆,她说我这个钱怎么办,她说我也移不了民,怎么办,我说你移民干什么呀?我说中国有融资融券,股市这么好的机会,你不把握,我说你现在看看中国市场里边,别的地方都不给你放大杠杆,房地产是限购,现在我跟银行的交流情况来看,银行最新的政策,首套房贷也在往上调,融资融券,这是券商的创新业务,我们这个额度,还有很大可以运用,但是你会发现,市场的恐惧心理非常大。为什么?就是因为大家担心经济硬着陆。我敢跟大家说,如果经济硬着陆了,任何经济都不行。所以为什么美国在雷曼倒闭的时候,欧债危机,在这种大的危机背景下,中小储户,都会把小银行的存款拿出来,存到大银行去,这是为什么?这说明大家对经济恐慌。但是最近随着温总理的表态,经济政策可以微调,所以我跟大家说,银行估值很便宜。我们回头看08年的时候,有多少人在年初可以预计雷曼倒闭,没有?在雷曼倒闭的前夜,还有无数的金融机构在对赌它不会倒闭,所以才造成了大规模的连锁倒闭。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纵深的空间。

从银行股的PE来说,有6倍,不算股价的波幅。我相信中国经济,还是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的,我不是很同意别人,很多人跟我说,我要移民,我要怎么样,我跟他们说,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空间,你要真移民了,你在海外,可能还没有这么大的投资机会,有一点可以确定的,如果你对经济有信心,觉得经济还可以增长,银行就不会出现大问题,我不排除它的不良贷款有短期的上升,但是银行普遍的拨备率都在200%以上,部分还在300%以上。如果等到市场情绪出现正常,银行股就会上涨,现在是时机的兑现。

这个信心目前来看,大家还是在若即若离,我感觉大家对银行的信心,对中国经济的信心,还是没有完全恢复。等大家的信心如果出现过热,或者说过度自信的时候,那个时候可能才是金融股比较大的一个危险信号,但现在肯定,我觉得还有。

丁安华:我们国家在资本充足的要求上,使得我们的银行,过去十几年,我们大概平均金融机构、银行,在市场上的融资,大概是,我如果没记错,是17%,高的时候有百分之二十几,低的时候有百分之十几,这个就有一个悖论,银行本身向市场提供资金的中介,但是它又在市场上不断融资,现在我们的监管又比较进取,所以市场上对银行的融资,我们不少的价值投资者都把他们折腾得够呛。

拿招行来说,记得2006,说三年不融资,然后融资的间隔会越来越拉长,直到我们能够走向良性循环,这是我们跟欧洲投资者去说的,我陪他去的。

可是现在就发现融资压力大,结构在缩短,而且这一轮,我们现在要融的,招行说,今年批了,要融300多亿,还有两个多月,市场反映,国际市场就非常地不乐观。这个问题,又让我想起欧洲的这个问题,欧洲为了防止希腊债券这种减值的处理,欧洲要求它们把资本充足率升到9%,到9%而且还压力很大,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对市场上,也有一个压力所在?因为特别是在目前资金比较紧的情况下?那么这个问题,你观察中国银行,银行行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压力,是一个,我们说未来十年,下一个十年,你怎么看?

罗毅:第一个,没想到我们银监会会有这么狠的,把资本充足率往上调,然后没想到金融形势在08年有这么大的风波。这个大背景,其实全球都是为了防范风险,那么这点,我们都可以理解,那么现在我们银监会最新的要求,核心资本充足率基本上要到9.5。比欧洲要高。而且另外一点,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资产项目,说到底,为什么要提高你的资本充足率,就是为了抵风险。美国当时银行很多要直接破产,欧洲现在也是,欧洲现在希腊债券一减记,50%,它们的银行估计风险很高。前段时间,市场媒体传播比较多的,就是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,但是目前来看,这么久过去了,按我的理解,中国银行的资产质量,绝对是高过其他国家的,我们现在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,将来会不会进一步提高?将来银行股不敢说马上进入良性循环,但是肯定要比上一次进入良性银行的概率大得多。

丁安华:第二轮。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的地位问题。我知道在过去的这么一两个月,关于人民币国际化,在国内有一种呼声。这种呼声,就认为我们对国际化是次序错误。为什么呢?在我们还存在单边人民币升值之下,走的人民币国际化,就会使得外资进来比较多,使得我们贸易向下,现在可以用人民币结算,那么肯定是中国用人民币支付外面,外面用美金支付中国的出口,这肯定的,因为外面它没有人民币,所以人民币出去的过程。出去的过程,然后美金进来,这会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加大,增加我们宏观调控的压力。另外也有人怀疑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,离岸中心有没有必要?我第一个想问一下,我们人民币国际化,走得快了还是慢了?是不是次序错误?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,使得我们人民币能走出去,但是又不让美金进来?我想不到,起码我想不到。不管是产品交换,货币交换也一样。

另外香港的离岸市场,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有没有个积极作用?

宋敏:这确实比较大的问题。首先人民币国际化,中国现在因为内部的考虑,可能金融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,然后金融开放,也不可能就是说很快达到资本项目全开放,人民币全开放。但是在这个环境下,要不要做人民币国际化。我觉得是应该的。就是这里有很多考虑,当然最主要的,可能是因为这一次在金融危机里面,大家意识到,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元独霸的地位,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也好,这次金融危机也好,都是因为除了美国以外,发展中国家,都要积累美元,就是作为一个储备,这样的话亚洲金融危机时候,是积累得不够出现问题,后来现在好像是积累得太多,至少西方人说是,你们持有美元太多,然后把美元回流到美国,所以大家觉得,讨论来讨论去,觉得金融危机实际上跟美元霸权有关的。再一个就是人民币长远发展,最终超过美元,货币一定要国际化。总体来说,要做国际化。关键是,现在你问的问题,在香港推人民币,离岸中心是不是合适,大概有些什么风险存在?

我觉得是挺合适的,虽然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,但是实际上香港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,可以起很好的作用,在这个时候,我们可以通过香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兑换的情况下,可以实验。但实际上后来发现这个过程很快,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,已经达到7500多亿,两年前大概才几百亿,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快速增长。那么快速增长,有很多原因,现在是人民币单边抗涨,这个恐怕不是唯一的原因,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,人民币国际化是长远的趋势,早持有比晚持有,肯定会有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境外的人愿意持有人民币,所以短期来说,对中国人民币的外汇储备,是有增加的,好像有压力。但是关键这个压力有多大,我们想想压力到底有多大。我觉得压力不见得那么大。哪怕是7500亿人民币在香港,哪怕再翻一倍,相对于中国的整个人民币,它还是相对很小的一个量,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钱都会回来的,境外的人民币,发生一些特殊情况,会回流,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回流。即使所有的在境外的人民币回流,也相当于我们整体的货币总量是比较小的,也是可控的,可能局部的一些地区会发生问题,但是总体来说,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人民币国际化,是长远的策源,但是我们又不能等到五年或十年以后,等到资本项目完全开放,或者人民币全部开放,那香港现在毫无疑问,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只不过,在这个过程中,怎么去控制风险?

刚才我说,这个风险是有的,实际上是可控的。允许人民币有次序回流,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,但是这个是有过程的,因为确实现在流通性还不够,市场不够大,如果有三万亿、四万亿以后,有人民币的产品,它自然会在外面多飞一会儿。在这个过程中,你要允许它有序回流。改革往前走,走两步退一步,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这样,你要让它可进可退,他就更多持有,这样整体对人民币国际化,有很好的推动,关键是回流的过程中,我们要控制它,要有可控性,这是最关键的。

总量上,我刚才讲了,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

反过来,对香港的经济,有很大冲击,现在突然觉得,香港,对港币的冲击,对联席会议的冲击,变成了大问题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丁安华:从微观来讲,现在宏观有一派经济学家说,为了应对我们的通胀,人民币应该加快升值,然后输入的通胀压力减小,您作为一个投资者,投资不少微观的企业,我相信很多也是出口的企业。从微观来讲,人民币升值这个压力,对企业的运作,如果我们加快这个速度,这个影响有多大,你赞不赞同,有些宏观经济学者说,我们要加快升值?

郑伟鹤:你这个问题比较具体,我们在一线做这块,我个人的感觉,人民币升到这个点位,可能国外有预测,说人民币被高估的空间也就5%到2、3,换句话讲,也就在6左右,我觉得人民币再上升的空间不大,我个人认为,所以这块来讲,不是我今天的关注点。今天谈金融再出发,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想呼吁一下,加强进一步开放。怎么建立我们的创新体制,从政策上,从税收上,从整个制度上,其实刚才罗毅讲到银行股便宜,其实这中间我认为有误区,上次招商银行的马行长说,台湾银行的利差有1%。所以政府要把这个次序弄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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